说我们都是普通人，大家可能觉得我这是在说废话吧?你们一定觉得自己很普通，现在找工作都很难，还不普通吗?
你们不普通。你们是大学生，你们是清华的学生。现在社会上把大学生就业的问题提得很高，不就说明你们不普通吗?否则为什么社会不去关心那些中学毕业，技校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的困难呢?至少社会没有把他们的问题与你们的问题相提并论吧?
这里隐含的，就是你们不普通。
在显意识上，也许大家觉得自己是普通人。可是潜意识中，人们基本都在追求不普通的感觉。
我们为什么会羡慕那些“成功人士”?我们为什么愿意被别人称为“精英”?都是想让自己与普通人不一样，让自己变得不那么“普通”。
尽管大家现在为找工作发愁，现在觉得很普通，那是因为清华集中了一批最能干的人，结果大家都觉得自己灰头土脸的。我们那时候也是这样。但是出了清华感觉就不一样了。很快你们会觉得自己不普通。走上社会之后，稍稍有点成绩，或者有点大的成绩，别人就会吹捧你，你是精英啊，你了不起，你是“白骨精”。你的腰板就直了，脑袋就冲到天上去了。
等到大家有了一定的地位和权利，开上了奔驰宝马，住上了别墅，潇洒地与各路“精英”同场竞技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大家就更会觉得自己不普通了。甚至可能自我膨胀到会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胁迫他人，去与客观规律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生活中是很常见的。
当然也许到那个时候大家还是认为自己很“普通”。可是那个时候大家心中的“普通”，与我现在讲的恐怕已经不是一回事情了。
你们在座的都是所谓“80”后的。我们60年代的人总是看不上你们，是吧?好像是去年还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打嘴架。其实就是因为大家都没把自己当普通人看。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用出生年代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证明自己的不“普通”。
60年代的人们指责你们没有理想，不负责任，看你们就不顺眼，对吧?我一个同事就曾经找我抱怨说：“谢总，你不知道现在这帮孩子，一点责任心都没有，可难带了。”因为我的本职工作已经不面对这层员工了，所以我确实也不太了解具体情况。
不过当时我就说：“你闭嘴。你凭什么这么说啊?这些80后的孩子难道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他们不是这个社会熏陶出来的吗?谁把这个社会搞成这个样子的?还不是我们这些人吗?也包括那些50年代甚至是更早的人干的。如果这些孩子真的像你说的那样不争气，首先该骂的也不是他们呀。”我的同事听了，觉得我说的确实有道理。
前几年“超女”搞得挺热闹，但是招致很多人反感，矛头直指你们这代人。因为在台上又蹦又跳的都是你们的同龄人。可是背后是谁策划的呢?是60年代的人策划的，我听说还有咱们清华的校友。
所以我觉得5、60年代的人没有任何资格来蔑视你们。那无非是为了显示他们的“高贵”而已。
那反过来，你们也别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觉得你们是这个信息时代长大的人，好多你们懂的事情，我们根本不懂;觉得自己比前辈有主见，有个性。其实每一代人在这个年龄的时候都有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可是如果我们去认真看看，每一代人中，别说年轻的时候，即使到了成年，乃至是老年阶段，真正在大事上有主见的都是极少数。大多数所谓有“主见”的人，不过是在鸡毛蒜皮的事情上标新立异，或者是赶着潮流甚至是在拾人牙慧，还以为自己是多么的特立独行呢。
你们这代人干的那些花花事，只要有条件的我们全干过。比如前些年吵吵得很厉害的中学生谈恋爱问题，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有。只不过家长不知道而已。
不止我们那时候，比我们更早就有了。我的一个男同事应该是40年代生的，也是咱们清华的校友，文革前本科毕业。前些年，他儿子考上了上海交大的研究生。他儿子很得意地对他说：“爸，我这辈子会样样都比你强的。”结果他告诉他儿子：“儿子，有一样你已经没戏了。你到现在恋爱都没谈过，可是我在中学就有女朋友了。”孩子一听就去问他妈是真是假。他妈说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你爸呢，无法证实。
那个年代的早恋，当然比现在收敛许多。那是因为那个时候大人们的举止也比较严谨，我们自然不敢太放肆。反过来，今天你们的开放，难道很大程度上不是来自长辈们的“率先垂范”吗?从社会的层面来看，年轻一代的放纵，常常源于成年人的堕落。这是大的因果关系。
在这场两代人之间的互相指责中，双方都作了一个错误的基本假设，那就是人性在2、30年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就有点太自以为是了。
人性别说在几十年中，就是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中，也没有本质的变化。否则我们现在何必还去读《论语》?《三国演义》中的忠义奸诈与《红楼梦》中的悲欢离合何以还能打动我们的心?西方的“文艺复兴”何以被称为是“回归古希腊传统”?在当年的红卫兵运动和这些年不断的出国潮之间，我们难道看不出有着同样的人性盲从的影子吗?变化的是比较表层的内容，是我们的穿戴，我们的出行方式等等。不变的，是人性中的高尚与无耻，坦荡与狭隘，公德与私欲等本质内容。60年代的人中有舍己为人的，也有腐化堕落的；你们这代人中，同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当然也有醉生梦死的。未来更年轻的一代代的人依然会是这样。因此，我不赞成厚今薄古，亦反对厚古薄今。
讲这些例子，是想告诉大家，我们在潜意识里，总是试图证明，也在追求一种高人一等的感觉，不肯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看待。而中国的知识分子，确实也有这个传统：劳心者治人。我们在文革中，似懂非懂地大大批判过这些观点。
我也是在出国留学以后才清晰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
在那以前，我就没有从内心深处对此作过认真的思考。在上研究生的时候，89年的暑假我和朋友一起从天津新港坐船去大连玩。登船的时候，我们出示我们的学生证。验票的人一看我们是清华大学的学生，真的是肃然起敬。大家能想象出来吗?
我当时的感觉那是相当地好。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其实就是因为我内心深处很享受别人不把我当成一个普通人看待，尽管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这是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非常强调的一点。
后来到了悉尼，我很快就明白了，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那个时代的留学生与现在不一样。现在很多出国留学的孩子，没钱了就向父母要。我们那时候全靠自己谋生，而且还要想办法给家里父母攒些钱。所以，一到悉尼，我就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是。没人知道清华是个什么样的学校;我的签证也受到各种限制，我连一个普通的悉尼人都不如;我的奖学金只能勉强维持一个低水平的生活;那个时候在外国人眼中，“中国人”基本就等于“穷人”，与来西方要饭的感觉差不多。我突然发现，多年来我引以为自豪的光环，无形中享受的一些优惠和便利，转瞬间就不见了。
大家当时把出国称作“洋插队”。我确实在那个时候，又想起了小的时候随父母在农村插队的事情，想起了记忆深处中保留的农民过年时，排队领取用来包饺子的黑褐色面粉的景象。面对身处异国他乡的种种窘迫，回想当年农民们的生活，我第一次从内心深处真正明白了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别人承受的磨难，落到我的头上一点都不应该奇怪。
所以，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才有意识地告诉自己，老老实实做一个普通人。不论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都不要去消极地抱怨，而要平静地去对待。最关键的是要尽到自己的本分，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
这是我在悉尼留学的第一个重要收获。
当然，彻底自觉地做一个普通人是非常难的，我到现在也还是经常有自我膨胀的时候。依然会不自觉地陶醉于来自别人真心或虚伪的恭维。
做一个普通人，本质上也就是我在第一次讲座里讲的“平等”的问题。平等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从内心深处愿意去做一个普通人，也是非常难的。
做普通人，不是你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在本质上，我们确实都是普通人。因为客观规律并不认识你是谁，它平等地对待万事万物。就像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客观规律面前，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能够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看待，我们才能够真正冷静地面对人生的那些沟坎曲折，那些起伏上下，那些进退得失。
也许我们在很多方面比很多人都优秀，甚至在伦理道德上比很多人都高出一截，但是我们依然要不断克服做“人上人”的冲动，努力保持做一个普通人的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