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父亲离开我们己四十多年了，我很想写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但几次提笔又踟躇，因为父亲在我少儿时期的那些印象里并不是很深刻，这时期，很多关于父亲的事是从母亲和哥哥姐姐们那里获知的。  
我两岁那年，正值新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营养不良的我，体弱多病。母亲怕养不活我，想把我送给一家没儿子的远房亲戚家。母亲的想法很实在，因为这家亲戚的家庭条件不错，我到他家后一定不会过苦日子。可是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认为再苦再累也要亲自把我拉扯大。为此，他还与母亲吵了一架，最终母亲妥协了，同意把我留下。当时我们养有两只芦花母鸡，下蛋很勤，父亲自然不会允许哥哥姐姐们分享这些鸡蛋，都让母亲做成鸡蛋汤，为我补充营养。好不容易熬过了三年自然灾害这段苦日子。  
在我记事的时候，发现父亲走路时与别人不一样，一瘸一拐的，我才渐渐懂得了父亲是残疾人，这仲事在我的心灵上蒙上了一道阴影，上小学的时侯，我总希望母亲或哥哥姐姐们接送我，不喜欢父亲接送，害怕同学们暗地笑话父亲是个瘸子。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是解放前给有钱人打工落下残疾的。那时，父亲在犁田的时候被铁钉扎伤，为了不务东家的农活，按时拿到工钱，他没有及时停工处置使伤口感染化浓。由于没钱医治，最后导致左脚掌严重萎缩变型，落下了终身残疾。了解这些原因后，我喑暗落泪，我很感恩并敬佩父亲，他为了我们一家人作出的牺牲太多太多了。从那时起，我暗暗下决定心，要努力读书，报答父母。  
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家里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两个哥哥结婚后独立安家，在经济上与我们划清了界线。大姐和二姐也出嫁了，父亲母亲带着我和正在读初中的三姐一起生活。当时生产队是靠工分领取粮食和生活物资的，每个壮年劳力劳动一天的基本工分是10分，父亲由于落有腿疾，每个劳动日只有6分，只相当于一个妇女劳力的报酬。一家四人，两个人读书，家里没有主劳力，日子的艰辛可想而知。有一天，我无意间听到母亲和父亲商量，准备让读初中的三姐辍学。父亲不同意，他说，凤（父亲对三姐称呼）聪明，读书成绩好，还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为我们家挣了光，长了脸。怎么能让她中途退学呢？再苦再累，也要让她把初中读完。母亲说，我是看你太苦了，想让凤回家挣工分，其实我内心也不忍凤退学的。我还偷偷看到父亲拉着母亲的手说，我们多吃点苦没什么关系，让孩子们多读点书吧。在父亲的坚持下，三姐终于坚持谈完初中。在我们这个五百多人口的大塆，三姐是第一个初中毕业的女孩。后来，通过两年多劳动锻炼，三姐被推荐到师范学校读书，成了我们塆第一个吃“皇粮”的国家教师。当大队书记送来通知书时，父亲非常高兴，让我去代销部买了瓶“小黄楼”，吩咐母亲炒了几道菜，特意留大队书记喝上几杯。平日里大队书记很敬佩父亲的人品，对父亲也很照顾，三姐能推荐去读书，他帮了不少忙。父亲是不愿“欠债”的人，我知道他舍得拿出家中仅有的积蓄请书记喝酒，不仅是为三姐高兴，也是为了答谢书记的知遇之情。  
三姐师范毕业参加工作后，每月从她不宽裕的工资中拿出几块钱交给父亲，补贴家用。但父亲一分钱也舍不得花，全部用于供我读书。我就读的高中在近6公里外的集镇上，不可能象读小学初中那样早去晚归，只有在学校住宿。每星期周六回家一次，拿米拿菜，三姐给父亲的这些钱除给我交学费外，还用于给我买些酱豆，辣萝卜，臭豆腐等咸菜，有时还买点肉，让母亲煨一罐香喷喷的萝卜汤，等我回家吃。说实在话，那时读书，总盼着星期六早点到来，以便回家饱饱口福。  
父亲对我的学习成绩很在意，每次考试成绩单出来，他都要认真地看，如果发现那一门功课一成绩下降了，他便提醒我不要偏科。如果那门功课成绩超过90分，就奖励我两元钱，有一次期中考试，我的六功课有4门成绩超过了90分，父亲只有7元钱，他打趣地说，欠你一元，待期末成绩出来时一起给。这件事在我脑海里至今仍记忆犹新。  
父亲还非常支持我学习书本之外的知识。我读高中时，担任学校的宣传组长，在为学校办墙报的过程中，喜欢上了画画，需要买一些纸张，水彩颜料，画笔，报刊插图资料等等。父亲宁可戒烟戒酒，也要满足我的需求。每年五一、国庆节，我们学校都要出庆祝节日的墙报，张贴在集镇的闹市区。有一次，父亲为了看墙报，拖着残疾的腿，走了5公里路。当然，父亲“醉翁之意不酒”，他最想看并不是学校的墙报，而是我画的刊头画。当他听到许多看墙报的人夸刊头画画得好，父暗自高兴。回家后对母亲说，我们家老么画画的手艺不错，今后说不定大有用处呢。  
父亲的话果然得到验证。我高中毕业后，正值丰山公社组建电影放映队，需要招聘一名有美术功底的高中毕业生，制作幻灯宣传片，于是，我有幸招进了放映队，成为一名“亦工亦衣”的放映员。我很惬意，也很敬佩我的父亲，是他辛辛苦苦供我读书，并全力支持我画画的爱好，才使我从两百多名高中毕业生中脱颖而出。  
虽说放映员当时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但我是“背米袋”编制，商品粮户口没有解决，这也是父亲的心病。1976年，电影队为了解决我的编制问题，从公社争取到一个名额，推荐我去师范学校读书。拿到入学通知书后，我立即赶回家，准备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此时母亲不在家，家里只有父亲卧病在床。原来，母亲帮三姐照顾小孩去了，家里只有父亲一人，父亲生病后，怕让母亲和我们担心，一直把病情隐瞒着，独自与疾病抗争，直至卧床不起。我看到父亲病情很严重，准备通知母亲和三姐回来，商量如何给父亲治病。父亲挣扎着从病床上支撑起身子，对我说，你能够去读师范，今后就可以端上“铁饭碗”了，我也放心了。至于我的病，是慢性病，一年半载也治不好，你就别瞎操心了。我们知道，父亲是说一不二的，他说不治，谁也拿他没有办法。最后，我还是暗自将这事告诉了母亲和三姐，并商量由母亲在家照顾父亲，三姐自己想办法带孩子，对这个方案，父亲没有再反对。  
1917年7月15日，脑溢血疾病给予父亲最后一击，他老人家突然离开了我们，享年60岁。他老人家走得那么仓促，没有来得及给我留下一句话，也没来得及用他慈祥的目光再看我一眼。留下的是更多的思念，更多的遗憾。当我得到噩耗从学校赶回家里时，看到只是父亲的遗像和山坡上的那座新坟。我跪拜在父亲坟前，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