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屑

  
一九六七年，一个夏日的午后，阳光灿烂。我跪在阳台上，低头拿着母亲刚送给我的拖拉机玩具。一大堆黄沙在阳光中闪闪发光。我一边“突突……突突……突突”地叫，一边把拖拉机推进沙堆里，抬起装满沙子的铲，开心地推到边上，把沙子卸下来。我想盖房子，需要很多沙。姐姐妹妹看到我在阳台上玩新的玩具，不高兴地问母亲：“凭什么给他新玩具，那我们呢？”我转过头向妹妹说：“我们一起玩儿吧。”可是她们俩绷着脸转过身就走了。那年我五岁。  
早上七点前，每天母亲都会推开我房门轻声地说：“托斯腾，起来吧！”我总是不太愿意起床，勉强睁开眼睛，不停地打哈欠，伸腿脚，伸胳膊，赤脚走进洗手间。姐姐也起来了，在洗手间门前不停地催道：“快点，快点吧！”这时母亲帮妹妹穿衣服，然后去厨房准备早餐，拿出绿包装的麦片盒，把麦片倒进白瓷碗里，加点冷牛奶，再加上父亲自制的甜味蜂蜜。我们仨坐在四方的餐桌边，埋头不吭声，只听到勺子碰瓷碗的“丁零当啷”地响。有一次，七点半出门前，我们站在走廊高高的镜子前，发现我们四个人都是金发。我很好奇：“爸爸是黑头发，为什么我们没有黑头发呢？”母亲笑眯眯地说：“我父母家的基因很强，所以你们头发也是金色的。”我不知道“基因”是什么意思，那时我还很小。  
记得那是夏天一个星期日下午，邻居的孩子都在外面。我站在阳台上，三个穿花花绿绿裙子的女孩，坐在花坛边上，跟腿上的洋娃娃说话。斜对面的游乐场有四五个小孩跪在沙坑里玩，他们的母亲坐在沙坑边上聊天。一群男孩在对面的绿草上踢球，草地上搁着脱掉的汗衫作为球门。一位黑发高个子的男孩拼命地踢球，黑白图案的皮球飞速地射进球门，有人喊：“哟，进球啦”，对方的球员惊呆着不说话。外面说话和嬉闹的声音不断地跑到我们屋里来。这个时候母亲说：“我们出去野餐吧。”听到要出去，我跟姐妹一起蹦蹦跳跳，大声地喊：“哟，出去了，出去了。”母亲马上开始准备我们的“野餐”。切面包，切黄瓜和西红柿，带着苹果和香蕉，红茶和果汁，所有的东西都装在父亲的双肩包里。我跟姐姐赶紧穿上鞋，系好鞋带。只有妹妹还不能。姐姐就跪下来给妹妹穿鞋系鞋带。出门后，母亲拉着我和姐姐的手，父亲背着沉甸甸的背包牵着妹妹的手。过了主干道和红绿灯，穿过平房住宅区，前面就是一个像足球场那么大的草地。  
我们站在草地上，发现这地方的花很多，满地是黄色的蒲公英，有的已变成圆圆的白绒球，风一吹，有的只剩下光溜溜的绿杆子。姐姐说：“我们一起吹吧，看谁的飞得最远。”我跟姐妹一起跑到草地上，一人摘一根，大家立刻鼓起腮帮子使劲地吹，绒球一下飘散了，绒针顺着风飘走。姐姐指着她吹开的绒球开心地说：“看看，好远。”我笑着说：“哈哈，才不是你吹的，是风吹的。”有的绒针在空中跳舞，随风飘到上面去，有的飘得很远很高，有的很快就落地了。母亲说：“蒲公英是母亲，绒球里面的种子是孩子。它们飘到哪里，不管是干枯的地面、窄小的石缝或者高高的房顶上，都会慢慢地长出来，和母亲一样好看。”半个世纪过去了，夏天看见蒲公英，常常想起母亲的话。总有一天，孩子都要离开母亲的怀抱，成家立业，创造自己的世界，就跟蒲公英的种子一样。  
母亲摊开深红色的毛毯，跟父亲坐在黄绿色的草地上聊天。太阳暖暖地照着，白云慢慢地飘过。我们三个在草地上玩一种“抓兔子”的游戏。她们俩是兔子要拼命地跑，我是老虎拼命地追。只要我的手一碰到妹妹或者姐姐，我就变成了小兔子，我跑，她们追。跑累了，我们三个就在父母身旁坐着休息。母亲从背包里拿出茶水和面包，我一面嚼着面包，一面盯着停在草梗上的瓢虫，它的衣服很漂亮，红衣上有黑斑点，头上的两个白点像眼睛一样。父亲说，头上的两根黑触须才是它的眼睛。它细细的脚抓到草梗上，不会掉下来，它一直不动。我没注意的时候，它突然飞起来，不知飞到哪里去了。  
“抓兔子”的游戏玩腻了，我们开始翻跟头，看谁翻得最多。刚开始我不太会，就看姐姐怎么翻，跟她学。我四肢撑地，头部朝下，屁股朝上，双脚用力往后蹬，身体一下子翻过去，落地后高兴得很，但姐姐说：“错了，你翻歪了，这不算。”我翻了五六次，站起来后，头重脚轻，眼前草地晃来晃去，姐妹好像也旋转。几分钟后我才定下神来。这时候感觉左眼里有东西，眼睛睁不开也闭不上，我用手揉揉，但越揉越难受。母亲用手帕帮我擦，可是也擦不出来。父亲站起来担心地看着我，但不作声。我很难受，眼睛不停地眨。母亲很紧张，手忙脚乱地把背包装好交给父亲，父亲拉着姐妹俩走回家，母亲紧紧地抓着我的手，带到城北医院去。母亲的手心很热，很湿。在急诊室里，我坐在母亲的腿上，医生头上戴着圆镜，盯着我说：“睁开眼睛！”可是我的眼不停地眨。母亲紧紧地抱着我。医生就用食指和拇指，轻轻地扒开我的眼皮，拿着白色的药水瓶，把药水一滴一滴地挤进我的眼睛。我安静地坐在母亲的腿上，没有哭也没有闹。眼睛突然不眨了，一切都正常了。医生最后弄出来的是一粒煤屑。  
第二天下午，母亲从幼儿园接我回家。刚走进客厅我就发现，阳台上有一堆黄沙，旁边有一台黄顶红车身的拖拉机。母亲说：“你昨天在医院里没哭也没闹，应该奖励一下。”我抬起头谢谢她，然后赶紧地找我的拖拉机去。我捧着它仔细观察；黑色的轮胎，红色的车身，驾驶室前还有两个黑杆子，可以控制前面的大铲子。可以掀起，可以放下。我把拖拉机在地上推来推去，推到黄沙进去，动工了。  
现在，每当我看见四五岁的小男孩，在沙坑里玩沙，我都会停下脚步盯着他，仿佛又看见在阳光下玩拖拉机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