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观的进化

话说老同学们在万吨火车道边谈天下观，老文意犹未尽：天下观产生的现实条件是什么？是如何进化的？老文继续寻找材料，在石林黑塔村的一个小谷院里，象前辈那样进行思考。  
老文认为三皇五帝奠定了中华天下观模式：“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经》里的诗，最初的原本可追踪到三皇五帝时代。华夏民族生活以中原区域为中心,向四周延伸。  
“天下”观念的产生于游牧到农耕时代，这时众多氏族从游居转为定居，华夏民族最初定居地点在汾、渭，延续到黄、淮、长，地理广阔且相对平坦又有相关联系，构成了“中心—四方”的地理格局。但黄、淮、长能形成同一体，一个方面是农耕生产的水利依赖、安全依赖、救灾依赖形成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是始终面对游牧民族的压力。
从文字上看，天下观从商朝时开始萌生，到西周初期建构完成。  
老子所谓“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形不成大天下观的。  
三皇五帝以发明先进的技术而成为一个时期的中心，生产水平相提高了，劳动减轻了，生活比以前好点了。中土美好生活，吸引四面八方。这就是《诗经》上说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之后“协和万邦”观念形成。“协和万邦”出自《尚书·虞书·尧典》，原文是：“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意思是协调不同氏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让各个国家都能够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共同发展。  
《尚书·禹贡》根据冶水成果，划分九州，确定了五服及其义务：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緫，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  
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国语·周语》记载，周穆王时祭公谋父阐述“五服”：“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礼记·王制》篇中有了“五方之民”的族群划分,即居于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与四周的夷、狄、蛮、戎。“无怠无荒,四夷来王。”“莅中国而抚四夷也”。  
《诗经·小雅》中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事实上，从三皇五帝至周，中央能直接控制的区域是有限的。  
华夏民族在尧舜时期有了一个共识：天下不能被一个氏族、一个部族占有，执政一段时间必须禅让。世世代代的儒家，认为这是美好时代：权力正确使用且做好薪火相传。  
大禹建立政权以后，强化了中央作用，中央是天下的中心，古老的禅让制被破坏。老子说这是“大道废“的结果，认为天下为公的道已经废掉了，其实这是农业发展的后果。  
到春秋时，有了新的解读。《左传》中说：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  
儒家不得不就现实与理想之间进行调和，从“夷夏之辨”或称“夷夏之别”方面着手,区分不同族类在礼仪、风俗、服饰、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等文化层面的差异。中原是“天下”中心，外面是归顺的“蛮夷”地区，再外一层是化外之地的化外之民。同时又认为“夷夏”是可以一体的，蛮夷和化外之民，只要接受中央王朝所推崇的儒家礼仪教化,便可以纳入到中华文明的范围之内。  
“天下观”突破了以血缘为基础的种族局限性,有利于中华民族从多元融合成华夏一体，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把周边族群和民族吸纳到这个核心,形成今天中华民族共同体。  
儒家认为：天下的价值和运行规则来源于“天道”，然而“天”不能言,只能依靠人来弘扬，即“人能弘道”。天道与人道是相通的,可以通过民意表达出来。这样,“天下”与人就建立了一种关系,“天下”拥有超越与世俗的双重价值,寄托着儒家“王者无外”的道德教化理想：回归周礼。  
但“周礼”回归无望。“公天下”首要的条件是天下一统，统一不可能靠讲“礼”实现，必须借助争霸者的私情、私心而实现。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儒家又进了观念更新：“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天下可以被一家或者一个集团所占有，但他要行仁政，为天下人谋福利，发挥公天下的功能。儒家对此制度化：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华夏民族自三皇五帝以来，换过无数朝代，多次载舟覆舟后重新“复兴”，仿佛拥有“不死之身”，密码就是华夏民族的天下观。华夏文明历来都是有容乃大，兼收并蓄，可以“以柔克刚”地同化异类，使其“皈依”华夏文明。就是“汉化最不彻底的元朝”，也“皈依”了华夏文明。元朝泰定帝下诏保护黄帝陵，在诏书中直言“轩辕黄帝乃我华夏元祖”。  
但是朝代更迭之频繁，儒家又有新认识：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说,世上有“亡国”和“亡天下”之分,朝代更迭或一家一姓的王朝更替是谓“亡国”；而仁义道德沦亡,“谓之亡天下”。  
清末列强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促进了中国人的思考、反省和奋起。大清国不再是“天下”的中心了,只是“万国”之一,士大夫心中的“天下”,逐渐褪去“华夷之辨”传统，把欧美国家从“外夷”“西夷”改为“西洋”，人从“夷人”改称“洋人”。甲午战后对日本人的称呼由“倭人”“倭夷”改为“东洋人”“日本人”。称号改变的背后反映“天下”观念不但基本消解，还要学洋、办洋务。目的是“师其长技以制夷”、“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实现民族的复兴。  
于是许多东西被前缀“洋”：洋车、洋钉、洋火、洋油、洋灰、洋镐等。老文他们这一代人，虽然在山沟里住，但对这带“洋”许多东西并不陌生。但新一代人早就不这样了。  
我们学了许多“洋”东西，未能改变落后挨打的命运。真正能起到主导作用的，改变落后挨打的命运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引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后，面貌焕然一新，经过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中华民族终于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各行各业都涌现了风流人物。  
但仍有许多人不自信，崇洋媚外，即使在军事上击败头号敌人，“外国的月亮就是圆”还是他们的图腾。  
进入新世纪后，中华民族经济腾飞，经济上与最强国角力，重新树立了自信心，并对天下观进行了新的阐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神权国家，神是排它的，是“私天下”，与信仰“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国家大不相同。  
资本国家，资本唯利是图，也是“私天下”，无论政府是否民选，都不是真正的“公天下”国家。  
从“天下观”的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而提出的新型“天下观”，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新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天下观，既不同于传统中国文化中所倡导的“等级天下观”，有别于神权国家，更有别于西方所倡导的“丛林法则”的天下观，而是平等、互惠、合作、共赢的“天下观”。这一新“天下观”，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思考和历史担当，把中国从西方主导的“丛林法则”的世界中拯救出来，一跃而居于人类发展道义的制高点上，代表着人类发展的方向和未来。  
大道至简。用历史的大视角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在经历了“等级天下观”的衰落，“神权天下”“丛林法则”天下观国家观的相互博弈后，朝着主权平等的国家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切入点的“平等天下观”发展。  
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于把自己的事做好，实现民族复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九族既睦，协和万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