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仁心薛先生

薛先生就是薛老师；薛老师就是薛希瑄。“先生”是我们现在对他的尊称；“老师”是我们过去对他的俗称。学生时代，“薛老师、薛老师”，我们人前人后都这样称唤，但从没人直呼他的大名。为啥？不为别的，就是一个“敬”字！

最早慕名薛老师，是听我父亲说的。父亲也是薛老师的学生，曾对我说：薛老师语文厉害，评点的作文有画龙点睛之妙，至今他还保存着当年薛老师批改的文本。而我认识薛老师是在禹王高中。斯时，我是高六班的学生，他是高八班的班主任。现在想来，整整两年，没有聆听过老师一节课，没有和老师说过一句话，有的只是一件至今难言的囧事。当年，学校里老师和学生厕所是分开着的。我这个爱恶作剧的孩子，一天竟跑到属于老师的教工厕所去了，正褪下裤子，门口进来一个人，是薛老师。老师看我一眼，我低下了头，那个囧，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但老师无言，只是皱了一下眉。这事有损师道尊严，要是让校方知道了还了得，我忐忑数日，但终究平安无事。

严格点说，我不是薛老师的嫡传弟子。薛老师语文好，我爱好语文。一个十八岁时就怀揣文学梦的青年，多么渴望得到老师的教诲和指点，但由于出身的卑微和与生俱来的“阶级烙印”，我没有勇气自报家门，只能远远地仰视着老师。在我小小的心目中，他就是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典雅儒者！斯时，他也就是五十多岁吧，身材清瘦、衣着简朴，有清秀飘逸之气；说话一字一板，走路不急不慢，一招一式，都是学者的范儿。他不多说话，很少喜怒于色，哪怕再糟心的事，最多皱皱眉头；再开心的事，也只是微微一笑。偶尔他也说个俏皮话，常常逗得众人大笑，而他依然一本正经。我曾经试问过几个同学：可见过薛老师发怒？皆言没有。其实，薛老师也会发怒的。我就遇到过一次，而且我还是“导火索”，也是我和老师人生轨迹的第一次交集。

现在回头说说自己。我本一介文学青年，躬耕垅上，务农两年。恰逢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高考。我兴致勃勃参加了，也以高分预选上了，却因家庭出身和政审而落选。当此之时，我的班主任李逢贤老师鼓励我复习，引荐我到以薛老师为班主任的禹王高中文科复习班。见薛老师是在他的办公室，我自报家门，老师笑曰：“认识，有一面之交”，接着，莞尔；我说明来意，也许他早知我的遭际，突然脸色严肃，在房间来回踱步，连连说：“怎么能这样！怎么会这样！……不要灰心，明年再考！”

不久，薛老师出了个作文题，名曰：“要考”。常言道：愤怒出诗人，联想到自己的不公命运，我便洋洋洒洒、一气呵成。课堂上，薛老师讲评了这次作文，范文就是我的“要考”。他先是一字一板：“要考，党中央给的权利为什么不考？要考，邓副主席给的权利为什么不考？”接着，他目光平扫全班学生，最后落在我身上，脸色愈发严峻：“这几天，大家都知道，我们班有个学生因政审和家庭出身而落选了。这是什么？这是压制人才！这是摧残人才！粉碎‘四人帮’快两年了，科学的春天来了，邓副主席也说‘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可我们这里，怎么能这样，怎么会这样！”只见他手拍讲桌上，铿锵的话语在教室里回荡：“我就不信乌云永远能遮天，我就不信公平和正义永远会缺席！”此时，那教鞭已重重地敲击在黑板“要考”二字上。“要考，党中央给的权利为什么不考！要考，邓副主席给的权利为什么不考！”这是老师对一个素昧平生的学生命运不公的抗争和呐喊！这情景，尽管过去四十多年了，但却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版上了。

在崔志忠、刘火花、薛希瑄、李逢贤、卫创智等众多老师的呵护和支持下，1978年的夏天，前度刘郎今又来，我重上考场，考上了山西大学。填报志愿时，我去拜见薛老师，想征求他的意见。那天，老师正埋首于一堆报纸间，他很兴奋，抖着一张《光明日报》，连连说：“你看，都是好消息，吴祖光、陈荒煤……这些大右派都出来了，文艺的春天要来了。”老师与我谈起吴祖光是怎样的才子，他的《风雪夜归人》抗战时怎样地轰动山城，他怎样被打成了右派，怎样和评剧皇后新凤霞苦难夫妻艰难度日……老师说的这些，我前所未闻。我这个文学青年，当年脑子里只知道一个浩然和八个样板戏。俄尔，他庄重告诉我：“《光明日报》有篇评论员文章很大胆，有些话触及很多禁区，看来咱们国家将面临重大变化。”什么变化？他没说，我也没问。好久后我方明白，老师说的那篇文章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想来，在那乍暖还寒的时节，能如此看准时局，老师真是好眼力！他动员我报考与文学有关的专业，发挥自己的特长。

大学毕业后，我又一次见了薛老师。这次不是在他的办公室，而是在他回家的路上——我们相对而行遇于禹王电影院门口。老师问了我分配去向，我道出自己的心思：那时候一门心思从事行政，本已分配到一所大学，正找关系改派到临汾的党政机关。老师没有反对，他只说：“你的文学底子还好，希望你从事相关的工作。”我没吭声，其时我不可救药地迷上了仕途。

最后一次见薛老师是在公元2000年之后了。那是在李逢贤老师令郎的婚礼上，我恰和薛老师坐在同席。当时我在临汾地委办公厅工作，挂职在曲沃县委。老师没问我这些年的经历，我也没说。老师只说：“不管怎样，不要把写作丢了，那是你的看家本事。”那天，风很大，我想送老师一程，他执意不肯，就骑着老旧自行车回家，从中卫村到东浒村，要十几里路。看着他老迈的背影，我有点心酸，自知辜负了老师的期望，有愧！

一晃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薛老师也仙逝近十年了，坟草黄了青，青了黄。如今，我也年过花甲，夕阳西下。回顾走过的路，我不知我，风雨官场，蹉跎了大好年华；还是老师知我，数次点拨，可惜我没改弦更张。现在的心情好有一比：我就是笼中之鸟，也曾向往蓝天白云；如今挣脱了名缰利索，不知这翅膀还能不能飞翔？我想拜询于先生，呜呼，可也只能在梦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