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猪肉大米饭

又是一年清明节。往年的今天，我会开车千里,从北京回到山西老家给父母上坟——几株草香，数张冥币，一缕青烟，三个响头，两行老泪……今年，没有。花甲之年的我，年老力衰，实在开不动车了。这一天，身体清闲了，心却累了。心里总是惴惴不安，生怕父母怪罪于我。烦躁、焦虑、内疚、坐立不安，以致连早饭也没有胃口吃。我不时地自问：“我是不是一个不孝之子？”如果说我是，我还有点心有不甘，难以接受；如果说不是，我却又想不起一件孝敬父母的事情来。整整一个上午，搜肠刮肚，也没有想起一件，就连电视上倡导的给父母洗脚也没有，更不用说像古代二十四孝中卧冰割股的事了。临近中午，肚子有点饿。饥饿，对于今天的我，是一种久违的感觉，甚至是一种奢侈；而在40年前，饥饿却是天天忍受的折磨。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与饥饿有关联的事情，这让我这个不孝之子，在深深的自责中得到了几许宽慰。

那是20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山西省文水县西城高中就读。那是一所乡办中学，学校有一个很大的农场，农场里养着猪，种了水稻。那年国庆节，学校破天荒地杀了猪，蒸了大米，给我们全校的学生每人一碗大米饭，再加半勺猪肉，算是对我们学生常常不上课在农场里劳动的一次犒劳。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猪肉大米饭。大米，在山西这块只种玉米、高粱、谷子的黄土高坡上，那实在是一种珍馐美味、稀罕之物。那是一个极度饥饿的时代，学生们一年吃不了几顿饱饭，饿得个个面黄肌瘦。同学们都如狼似虎地把各自的猪肉大米饭吞到肚子里。而我，饭到口边，又停了下来。家里的老爹老妈他们也没有吃过这猪肉大米饭，而且他们年龄已大，身体又不好，以后，或许他们就再也吃不上这猪肉大米饭了。于是我忍着饥饿，抗拒着香味的诱惑，端着这碗猪肉大米饭，向八里路外的我家——武良村走去。一路上，左手累了，转到右手，每转一次，那猪肉大米饭的香味都能引发满口的口水，然后，我把口水咽到肚子里。学校和我的村子中间隔着一条河，昨日的秋雨让河水涨了很多。现在河水已经齐胸了，我只能脱了衣服，光着屁股，左手举着衣裤，右手举着猪肉大米饭，渡过了河。我站在河岸上，裸着身子，等着太阳把身上的河水晒干。河的两岸除了一望无际的红高粱，空无一人，死一般的寂静，没有鸟鸣，没有蛙声。那红高粱无边无际，远远比莫言在《红高粱》这部小说里描写的情景壮观。如果是现在完全可以当作旅游景点了。但游山玩水从来都是吃饱了撑的，对于一个饿得饥肠辘辘、头晕眼黑的人来说，哪里还有心思欣赏这美景！一阵强烈的旋风，刮得高粱沙沙作响，忽然联想到近来的一则传闻，有狼从山上下来把农民猪圈里的猪吃掉，把村边玩耍的孩子叼走，我身上骤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赶快穿上衣服往家里跑。

一进家门，父母甚是惊喜。他们惊喜，第一次看到这香喷喷的猪肉大米饭；他们欣慰，养育了16年的儿子开始反哺、回报他们了。母亲问我是否吃过了，我说我在学校吃过了。于是她把饭一分为二，父母美美地吃了起来，我在一边看着，口里猛流口水。这是我一生中口水流得最多的一天，也是父母吃过的人间最香、最美的美味佳肴。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一碗猪肉大米饭，比起父母的养育之恩那并不算什么。就凭这一碗猪肉大米饭，也很难说我就是孝子了。但是，我起码做了一件称得上孝顺的事。一生中只要我们对父母做过哪怕是一件值得记忆、值得回忆、称得上孝顺的事情，也算父母没有白养我们。

1991年，父母先后双双下世。1992年，我开始编书卖书。那年，我一下子挣了好多钱。这让我感到更加愧对父母。父母的一生都没有享过一天清福，只有经历着兵荒马乱的战争、流离颠沛的逃亡、家徒四壁的贫穷、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饥饿。现在我挣了这么多钱，他们却花不上一分钱。这真是“子欲养而亲不待。”为了弥补这份愧意，在父母逝世三周年的那个清明节，我给父母的坟前立了一块墓碑，栽了四棵和毛主席纪念堂周边一样的松树。这在当时花费算是十分巨大。在我村四百亩的集体坟里，这是仅有的一块石碑。但我心里清楚，花钱再多，九泉之下的父母也无法享受；我更清楚，哪怕是我建起了和毛主席纪念堂一样宏伟的墓室，也比不上当年我端给他们的那碗猪肉大米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