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行为的选择

最近中央电视台有一个火爆节目——《信•中国》，这个节目从2000多封信件中，甄选出50多组信件，通过嘉宾声情并茂的朗诵和主持人讲述写信人写信时的背景，以及收信人和写信人之间的渊源和故事，展现写信人的风采和情怀。这些从1921年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员的书信，充满了“发现、感动、震撼、振奋”的力量。特别是瞿秋白、方志敏、赵一曼、杨开慧、江竹筠等先驱英烈留下的信件，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这些先觉者，为反抗旧制度抛头颅洒热血为什么会如此义无反顾，因为他们心中有一个信念——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新社会，挽救生死存亡关头的中华民族，拯救身处水深火热的劳苦大众。这一崇高的理想信念给了他们无穷的力量，这种忘我的精神生活在和平年代的现代人往往难以理解。  
前一段香港所谓“民主派”也标榜“民主、自由、平等、人权”，鼓动“香港独立”，鼓动“反对威权”，把一个耀眼的“东方明珠”，搞得乌烟瘴气。全国人大“香港国安法”一出台，这些“斗士”马上作鸟兽散，纷纷表态，“退出政坛，回归学术。”、“退出香港社运”、“回家陪伴家人，过平静生活。”……与前一段判若两人。  
先驱英烈面对敌人的屠刀，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的豪情壮志，面对死亡先驱英烈做出“价值理性”的选择，实现了理想信念与行为的高度统一。他们的理想是何等的坚定、信念是何等的坚强！反观这些乱港分子，一部“香港国安法”就吓破了胆，他们马上退缩了，抛弃了“理想信念”，做出了“工具理性”的选择，他们的“理想”是何等地脆弱、“信念”是何等地虚伪！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概念是由马克斯•韦伯提出来的，所谓的“价值理性”，是行为人注重行为本身所能代表的价值，即是否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忠诚、荣誉等，甚至不计较手段和后果，而不是看重所选择行为的结果。而“工具理性”是指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概念使我们理解人们理性行为多了一个维度，比如在美国两党政治中，民主党的政策侧重于价值理性，把“自由、平等、人权”的“美国精神”奉为圭臬，念兹在兹，有的时候甚至可以放弃一部分利益追求所谓“民主价值”。反观特朗普的共和党主张“美国优先”、“美国再次强大”，商人思维利益放在第一位，是典型的“工具理性”思维。同样作为一个人，也存在行为选择偏好“价值理性”还是“工具理性”的问题。有的人行为选择“价值理性”多一些，有的人行为选择“工具理性”多一些，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斯•韦伯的理论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区分仅仅是一种逻辑可能，二者共生于人类的理性实践活动之中，相互渗透，相互交织，无所谓优劣之分。但放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对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选择就有了社会道德的属性，乱港分子用“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迷惑青年在先，退缩、规避、逃脱、洗白在后，这不管怎么说都是一种道德缺陷，都是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没有担当、缺乏信誉，都是伪君子和懦夫行为，为大众所不齿。我们之所以对先驱英烈充满敬意，就在于他们心中没有“小我”，只有“大我”，他们光明磊落言行一致，为了中华民族、为了劳苦大众、坚守理想信念，为之流血牺牲，是何等的伟大！  
至于对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这样深奥的理论问题我们在这里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了。